来源：游戏研究社
在人文学术语境里，“游戏”一直是很难驯服的野兽。作为相关领域的学生，阅读数字人文论著时，我常常感觉自己在巨兽的脊背上颠簸，稍一不慎，龙一甩尾，我就飞出去了。
电子游戏研究天生的硬核技术性和物质属性，注定了它被“研究”时会受到阻碍——从知识储备门槛、概念界定到大众舆论，都是一条让人有些望而生疑的路。它比以往的任何媒介都更加复杂，更加综合，在大众数字文化世界诞生，自下而上入侵学术领域，气势汹汹，非常迅速。
故正如本社的箴言：研究游戏，也研究一切。游戏研究的拓路者们，选择的主题像他们的学术出身一样，五花八门，几乎没有边界。
而不管学者们落脚何处，整理游戏以及它的历史，都是进入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。前些时间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翻译引进了一套#游戏文化经典译丛#丛书，首次面世于游戏研究方兴未艾的2006-2015年。
它们的作者，就在数字人文的语境里，将“档案整理与阐释”做到了极致的奠基人。
游戏档案研究已有十数年历史。从2000年后期的民间收藏夹和爱好者，到2019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LGIRA等国际档案数字化项目，再到2024年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国际电子游戏研究年会，游戏档案越发频繁广泛地被纳入学术讨论，电子游戏也已经进入全球GLAM机构的研究与策展视野，被作为文化遗产进行保存和阐释。
十数年来，赛博考古从未停止，甚至曾有人拿着“洛阳铲”进行物理发掘——2014年，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雅达利大挖掘，是很让人震撼的场面。1300多份游戏卡带，从垃圾填埋场的水泥沙土中被剥离，带出游戏史一大谜团的最终答案。
从这次大挖掘开始往前回溯，卡利·克库里克通过《投币机里的美国》讲述了一个充满梦核色彩的故事。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的青年，只要他们经历过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，就一定会有深刻的共鸣。
一张游戏精英玩家的合照，一款以暴力闻名的《死亡飞车》的诞生，一群逃学遁入街机厅的少年少女，一场充满舆论焦虑的诉讼......书中回溯了游戏行业的形象在几十年内发生的变迁，小到街机厅作为“公共空间”，其环境维护、门面装点、气味音乐甚至光线布置；大到“允许”和“禁止”在游戏合法性政策上从未停止的权力博弈，其间穿插着高分玩家的竞赢传统，竞技体育的绑定对游戏口碑的挽救，以及游戏记录系统的诞生与留存。游戏行业的形象在不同人群的抨击和辩护中不断变化，各方势力此消彼长，塑造着游戏，也塑造着游戏玩家的身份。
很多议题我们至今依然关心。我们回顾那个懵懂年代，会看见自己手里拿着游戏机，在外界和内心各种声音的质问中，试图搞清楚我们是谁，以及“游戏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”。
来自马耳他的戈登·卡列哈在《宅兹游戏：从沉浸到归化》中也做出了他的解答。从一个更加微观又更加抽象的层面，从《魔兽世界》和《星际Online（行星边缘）》开始，他邀请我们一起观察自己的游戏体验，同时观察游戏世界的其他玩家，并思考：沉浸于虚拟是一种自我欺骗吗？娴熟的技术能否超越精良的装备，成为战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？为什么存在“迷路”的可能时，旅程会更有获得感？
我们在游戏中经历的挫折，能不能对抗在现代世界中渐渐弥散的、巨大的无聊？
“我们应该避免认为沉浸体验是由技术决定的。”
“游戏涉入不仅仅体现为玩家的直接操作和屏幕上的呈现，还体现为玩家的认知努力，而这种努力不一定以某种输入形式被记录。”
学者们对游戏的探讨不仅限于玩家和游戏体验本身。如果说卡利和戈登在微观层面探讨玩游戏，那么下面两本，则试图告诉我们，游戏能做的，或许要比我们想象中更多。
在《游戏中的算法文化》的作者亚历山大·R·加洛韦看来，电脑游戏教给我们的，是一种与算法先关的思维结构，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，将程序的逻辑内化。为了赢得游戏，我们不可以为所欲为。
我们将自己限定在游戏规则范围之内，学会推断、预测、计算反馈，最终，“我们的决策会丝滑得近乎直觉，迅速得就像决策是由计算机自身做出的一样。”于是游戏中的灵活性，看似具有乌托邦的色彩，赋予我们自由，但——
“千万别被骗了；灵活性是全球信息控制的基本原则，是控制社会的工具，其功能与规训无二。”
在博雅学术年会上，来自中国社科大的李苒举出相似的例子：“反乌托邦职业模拟器”类型游戏，通常会将职业简化成“按键操作+进度条”，暗示“只要努力就能成功”，实际上掩盖了现实中的阶级、运气、剥削等问题。再比如，《请出示证件》让玩家反抗极权政府，但反抗的方式依然是服从游戏规则（按系统要求盖章/放行） ，这让人想到现实中抗议996的方式是“更高效地完成KPI”。
还有类似“做个好人就能赢”的“道德净化”或“选择自由”的幻觉——这类游戏被看作“糖衣药片”，我们也能够察觉到其机制与现实之间的裂隙：外面是“批判社会”的苦味，里面是“服从系统”的甜芯。
它们用游戏的形式证明新自由主义连“反抗”都能做成商品进行售卖。像这样，游戏不易被察觉的“算法”底色——通过规则和代码建构并规训玩家行为——一方面为我们理解算法文化提供切口，另一方面，也提醒着我们对代码控制及其内生的意识形态逻辑保持警醒。
因此，从特定的视角来看，游戏可以是具有修辞力量的系统，独立于其他所有的艺术形式。正如伊恩·博格斯特在《说服性游戏：电子游戏的表达力》一书中所说，电子游戏用“过程”作为论据，具有独特的说服力，能够成为实现制度目标的工具，也能在政治、广告和教育三个方面，改变人们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和信念，甚至引发社会变革。
“电子游戏绝非机器的表达式。它们，是人之为人的表达。而驱动游戏的逻辑则宣示着我们是谁、我们的世界如何运作，以及，我们希望它成为怎样的世界。”
其他艺术都在呈现结果，但计算机艺术，或者说电子游戏，是在描述过程。通过规则、交互和系统设计，而非语言或图像来传递观点、塑造认知并影响行为。
游戏能利用技术的黑箱，帮玩家打碎社会的黑箱。这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已经并非新鲜事，因为我们已经见识过游戏从小众到主流的生长过程，也知道我们在玩《文明》或《模拟人生》时，会体会一些我们通过单纯的“阅读”或“观看”或许很难理解的事物，比如种族与民族身份的建构，作为数据类型的身份，以及当代生活的匮乏和生存焦虑，等等。
在读这套丛书的过程中，我能够从理论性较强的句子中分辨出熟悉的味道来——这些感触和观点，我们似乎在很多地方看过——在Steam的评论区、贴吧的吐槽楼、微博热搜、或者某个深夜玩游戏输到红温的队友的朋友圈。因为这些作者和我们一样，拥有多重的身份：是玩家，是读者，也许同时也是创作者。我们不仅在旁观，也在切身经历着游戏为我们展现的社会和文化变革。
他们的工作难就难在，他们尝试了统筹地研究整个游戏圈，并将许多我们其实并不陌生的东西，提炼成一种比较抽象但极具结构力的哲学认识。
数字世界日新月异，这套书籍现在读来或许不乏陈旧之处，但这些提炼允许辩驳和反对，也允许我们通过不同花纹和颜色的放大镜，重新观察我们所熟悉的电子游戏。新的视角重组新的认知，我们就或许能够带着更清晰的视野，看见“游戏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”，也看见我们自身的记忆与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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